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俄罗斯〕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发布时间：2016-02-18
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是中国人而自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底由哪些思想组成？让我们先从“复兴”这个词说起。在中国，“复兴”一词并非源自深奥的儒家学说，尽管该学说提出过实现战国时代大一统、建立强大帝国的愿望。它也不是在鸦片战争和列强侵略中国时期，由康有为、梁启超和其他革命者提出的，尽管这一时期在清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复兴”思想出自一位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从革命斗争一开始，就创立了“兴中会”。而“兴中会”这个名称中的“兴”字指的就是“复兴”。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又赢得了抗日战争（1931—1945年）的胜利。当时，民族复兴的思想非常流行。
“复兴”一词与那些同孙中山并肩作战取得1911年革命胜利的民族革命志士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胜利后，这一思想仍有追随者，南京每天都有数千人赴中山陵拜谒中华民国第一位大总统。事实上，孙中山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很流行，那时推崇的是这位新中国奠基人的功绩和新中国意识形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中包含了三个核心要素，即民族、民权和民生。“民族”主要是指推翻清朝统治，使中国摆脱落后、软弱和民族屈辱。在1911年底推翻清朝政府后，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孙中山被其支持者们推举为首任总统，并很快举行了议会选举。因此，实现了“三民主义”中的“两民”，即“民族”和“民权”。更为艰难的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改善人民生活。孙中山建设民主国家的尝试，被此后持续多年的国内战争打断。
动荡加速了人民寻求最佳发展道路的步伐。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同时涌现出许多社会主义团体和报刊，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俄国革命给予密切关注。在俄国内战尚未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特使就已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1921年7—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1923年，孙中山再次领导国民政府。此时，莫斯科派出使节与之接触，其中包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孙中山在给他的信中说：“我非常关注贵国的情况，特别是贵国的苏维埃组织、军队和教育。”
此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便开始前往莫斯科求教，苏联建立了很多培训中国干部的中心。苏联很快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重要作品和科学技术文献译成中文。布尔什维克思想和组织方式后来影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多年。尽管国共两党间很快产生敌意，但莫斯科方面仍持续为两党提供帮助。当中国抗日战争（苏联将中国视为抗击德日法西斯的“第三条战线”）结束后，斯大林把赌注压在共产党身上。1945年，在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苏联红军将其占领区内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转交给他们，这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作战中的地位。
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开始以“国父”孙中山的治国模板治理这一地区。实际上孙中山的一些想法与毛泽东本人的想法十分相似，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显然受到孙中山“革命建设是非同寻常的，是加速前进的”观点影响。孙中山在其著作中曾多次表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和最有才华的民族”，中国有能力通过跃进式发展，赶超最发达的国家。不过，毛泽东并未遵循孙中山的临终遗训，孙中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调和”。
孙中山思想遗产被用于实践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接过权力后。“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推出和实施最初纲领时，便实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了“民生”目标。在保持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建立了自由经济模式，证明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吸收了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台湾发展的经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中“经济特区”的建立加快了中国的发展，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友，积极参与了“经济特区”建设。
如果说孙中山的学说在经济领域取得很大成功的话，那么孙中山的学说及其所建立的政党在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动员方面是否还会同样有效？2014年2月，习近平在会见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时说：“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做一个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的堂堂中国人，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我们说的中国梦，就是这个民族夙愿的生动表述。”这不是无的放矢。
孔子：中国人的“万世师表”
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复兴”一词来自孙中山的伟大革命思想，那么“文明之邦”则出自中国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孔子。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仅从人们尊其为“圣人”“至圣先师”即能切实感受到。早在“中国梦”提出前，邓小平（江青曾把邓小平说成是孔子的追随者）刚刚复出之时，儒家学说便已开始复兴。
在中国，孔子的名字与民族兴衰息息相关。遵从儒家学说的清王朝，在建立之初拥有西藏、蒙古和新疆并大大扩展了中国版图，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其最后崩溃的重要原因是尊孔。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大清帝国从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变成了与欧洲列强和日本屡战屡败的国家，最后在1911年被推翻。革命家们认为中国落后和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遵从“僵化的”儒家学说，由此提出废除存在了几百年的儒学国家考试制度，甚至想废除保证世代传承的汉字。国内战争和日本侵略打断了与“孔子信条”的斗争，但反孔声音一直存在，并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特别是“批林批孔”（1972—1976年）时发展到可怕地步。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曾受过儒学教育，熟知《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它们被称为儒学经典“四书”。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靠近“先师”的思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很多作品使用了儒家学说的“大同”。“大同”思想也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目标——消灭私有制。儒学中“孝”这种界定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原则，很典型地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老大哥和小兄弟”上。党的权力体系以及毛泽东后来建立的国家，不仅采纳了共产国际和苏联专家的建议，同时也引入了孔子所提倡的社会等级观念。
毛泽东，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成为中国的新“天子”，像历史上反对儒学的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一样。在孔夫子逝世200多年后，秦始皇征服了所有诸侯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清除儒学及其作品。毛泽东在执政时，也伤害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工作者，并很快开始了破坏文化及其承载者——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也许“伟大舵手”想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引入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并加以改造形成新的学说，而他本人则成为这一学说的创始人和新的孔夫子。顺便插一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容易让人联想到《论语》。
1976年毛泽东逝世，江青被逮捕，“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结束流放生活，重返政治舞台，把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引入正轨，并描绘了光明前景。与此同时，与繁荣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的“思想真空”。共产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试验和压制下声誉受损，而传统宗教被禁止。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其宏伟的气魄和卓越的政治远见，提出建设“小康”的目标，在儒家经典学说中被称为“小康社会”。2021年达到“小康”是在经济方面实现“中国梦”的“百年目标”之一。
邓小平用“小康”概念来证明“改革开放”战略目标是否实现的想法并非偶然。他一直是个实用主义者和实践家，而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没有时间来创建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理念，但邓小平看到了把孔子遗训付诸实践的成功例子。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利用新加坡有限自然资源创造出经济发展奇迹，其秘诀便是“国家儒学工程”。在1994年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儒学会议”上，李光耀指出：“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另一个把儒学的国家观念付诸实践的例子是台湾。在败给共产党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把经济社会的基础定为“小康”。到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与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同样也是推行儒家文化的地区）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1978年12月，邓小平宣布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第二年会见精通儒学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正式宣布了“改革开放”与“小康”的密切联系。他亲自阐释了“小康”理念：“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随后的几年中，“小康”概念被中国经济学家视为不同于资本主义“高消费、高消耗”模式的一种特殊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马洪认为，“我们要追求的是在较高收入水平的情况下，较好地满足人民需求，推动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消费模式，也就是中国式小康”。俄罗斯儒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彼列洛莫夫这样评价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发展战略：“‘小康’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象征。邓小平成功地激发了全社会能量，并使这些能量注入到新的发展路线——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孔子：习近平的先师
自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伊始，习近平就很推崇孔子及其学说。这位先贤梦想有朝一日能消除各诸侯国间的敌对，实现普天之下的繁荣与和谐。或许，他很乐于收习近平为自己的得意门生。要知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着儒家思想的精神。这位先贤或许也非常乐于从遥远的过去世界向习近平阐释“善与恶、君子与小人、人内心和谐、家庭和谐、国家和谐……”的道理。习近平似乎很乐于通过读孔子著作的方式与这位先师交流。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旁征博引《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语句中得到说明。习近平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创纪录地引用了20次。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习主席发展了这一学说，倡谈主流价值观，号召青年一代要在主流价值观指引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中国的美好未来。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与中华民族的四项传统美德（礼、义、廉、耻）是一致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也是孔子和庄子所倡导的。
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体系，习近平将儒学价值观一一列出：“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
此外，习主席还多次引用孔夫子的继承人、古代哲人孟子的言论，以及20世纪思想家毛泽东、作家鲁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名言。在当今时代，坚持传统价值观有助于年轻人在人生起步时不犯错误。“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习近平幽默地说，“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习近平在去孔子的家乡曲阜参观时，特别强调了自己对孔圣人和儒家学说的理解。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的皇帝甚至非汉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的王朝统治者，都去曲阜拜谒孔府、孔庙和孔林，以示对圣人的尊敬。中国领导人从未以官方或个人名义拜访过这些圣地。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借曲阜举办“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之机到了那里。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内容是关于继承儒学中的和平与发展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当代中国共产党实践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思想内核还将会得到习近平主席、其他领导人及学者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古代先贤的其他一些思想或现代理念也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儒学的国家学说增添新的内涵。例如，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作为法家思想的奠基人——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的思想则较为适用。商鞅曾是儒家思想的反对者，他倡导治理国家不能仁慈，而要用严酷的手段。通过推行变法，他帮助秦国统一了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虽然现在需要对那些崇尚“儒家思想”的古代帝王的著述以及老一辈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的著述做一番新的解读，但不管怎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出两年之后，很明显，我们正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前景。
“中国梦”不屈从于“普世价值”
在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复兴和发展最佳模式之后，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体系。该体系被赋予了“中国梦”这一称谓，而其内涵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进一步丰富。但是，今天有一点已明确，中国正在走出“普世价值”的藩篱，虽然这种价值观早已被载入西方文明史册，并通过十字架或利剑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随着欧洲的衰落，救世主的角色转由美国来扮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决定在世界各地强势推行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宣告此乃人类发展的最佳途径，是对“历史的终结”。美国利用西方思想家和法学家推出这种“普世价值”，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非政府基金，运用“第四权力”发表批评言论，甚至经常用直接的军事干预或借自己控制的国际组织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或用武力“强制推向世界”。
苏联与西方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了70年，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然而，西方“普世价值”的强势侵袭，加之苏联领导人在捍卫国家利益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无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分裂态势不断蔓延，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
中国已认识到，因循苏联模式是危险的，中华文明也越来越面临“普世价值”的威胁。几十年来，香港和澳门的华语电视节目一直向中国人的头脑中灌输西方主流的行为和趣味模式。译制成中文的好莱坞影片无不充斥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泡沫。几亿中国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触碰到“美国梦”。几十万中国学生赴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留学，回国后成为“普世价值”的拥趸。
北京方面评估了其他文明对几代中国人思想影响的程度，采取系列措施减少西方电影和电视节目流入中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能够取代“西方梦”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
如果“中国梦”取得成功，它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道成为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模式。许多认识到西方“普世价值”的危机，追求精神与物质发展新路的人们都将对“中国梦”着迷。